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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一边忙着手头上的事儿,一边听着新闻联播中,忽然听到了“孙波”这个名字,这是个我熟悉的名字,虽然我与他只面对面地聊过一次!

    这条新闻让我想起09年12月14日中亚天然气管道正式通气前夜在阿斯坦纳采访他的情景,他给我讲述建设这条世界上最长天然气管道时就像一名将军在描述他如何指挥大会战一样充满着激情和兴奋。当我说要写写他时,他说算了,我尊重了他的意见,但当我再次听他的名字……
    驻外工作十一年,我在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与中国的“海外石油人”经常打交道,有许多中国的“海外找油人”成了至交。由于共同驻外的经历,让我对他们有一份特殊的理解和情感。我住过他们在现场的工房和他们一起打过篮球、喝过酒、聊过天,我知道海外石油人的可爱、可敬……
     我们一起在位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市西部110公里处荒郊野地上的现场上聊过天,我们一起在土库曼斯坦西部的区块上喝过酒。我和他们从2001年起就开始聊着“土库曼斯坦至中国”的天然气管道,看着这个项目从纸上一步步走入现实,我和他们一起分析过中亚和里海地区的石油外运走向,我和他们一起聊过家乡、家人、家事。

     我知道许多中国的“海外石油人”都是从一个海外项目到另一个海外项目,我知道许多“中国石油人”从机场直接坐大巴车被拉到野外现场而根本没有进入过那个产油国的城市,我知道一位在现场作业的石油人早晨静来时发现自己的被窝里有条蛇,我洗过他们现场上条件最好的沐浴——洗完后身上总有一股子的油味……
     我试图采访过一些普通的海外石油人和像孙波一样的“海外石油人”的领导,他们都说,“我们在海外找油要多做少说,光做不说”,所以虽然我对他们了解很多,但写的却很少。我整日写大国在中亚和里海的能源大战,却没有写太多中国海外石油人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国家利益而默默地奉献。

    找了找以前自己写过的中国“海外石油人”,发现少之又少。这是一篇我于2001年7月刚刚驻外不久写的一篇稿子,那时的稿子还很生涩,但帖在这里,算是我表达对像孙波这样的“海外石油人”的敬意吧!


里海之滨有座“中国城”(上)
 
驻外高加索记者 关健斌
 
     

  土库曼斯坦位于里海东岸,国土面积约49万平方公里,但其约80%的领土被卡拉库姆大沙漠覆盖。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就是经过土库曼斯坦通向欧洲的。西汉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曾到达大宛国,也就是今天的土库曼斯坦。作为驻外高加索的记者,我同时还负责环里海地区的报道,这自然包括对土库曼斯坦的报道了。  

    从巴库乘德国汉沙航空公司的班机只需一小时便可抵达土库曼斯坦的首都阿什哈巴德市。阿什哈巴德市没我想象的那么“土气”,也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荒凉”,市里有酷似美国白宫的总统府,有可容纳几万人的体育场。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是正在建设中的城市,有人说这里像深圳开发初期,随处可见工地的忙碌、随处可听开工的声音。然而,此次土库曼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里海之滨的“中国城”———库图尔遮别油田中国修井公司驻地。  

    库图尔遮别油田,离最近的城市涅比达克市80公里,距离土库曼首都阿什哈巴德市520公里。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讲,用“处女地”这3个字来形容这个地方还是满合适的。沙漠,是里海海水退去以后由海底形成的新沙漠;油气田虽然有一段开发的历史,但是还是给人以年轻的感觉,尤其是当一群生龙活虎的中国小伙子们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你甚至不相信这里是沙漠腹地。  

    从阿什哈巴德市出发,沿着吉别达克山脉和卡拉库姆运河向里海方向,我便开始了这次土库曼的西部行。中国汉代的使者甘英,欧洲中世纪的旅行家马可波罗,都曾从这条古道上走过。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到达了“石油城”涅比达克,看到那城市主街最西端的巨大石雕,那骆驼伸长脖子迎风东行,那骆驼上的远行者艰苦跋涉,我不能不被感动!  

    “中国城”坐落在一片盐碱地上。其占地不算太大,分为生产区和生活、办公区。每天早上,太阳从正对着“城门”的方向升起,晚上又披着彩霞落入里海。在这里,我发现了“城里”有几十个大轮胎整齐的摆放在四周,它们身裹绿袄,系着红腰带,胖乎乎的,十分可爱,轮胎里的花儿、草儿、和小树都长得那么生机勃勃。房子墙角下生长着郁郁葱葱的竹子、向日葵和玉米、大豆等十几种绿色植物,这是小伙子们在闲暇时精心培植的。它们的存在为这不毛之地平添了一丝生命的色彩。“中国城”里有娱乐室、健身房、食堂、浴室等设施。这里有闭路电视,工人们能够收看到8套中国电视节目。这里有自己的广播站,每天早、中、晚3次按时广播中国歌曲。这里的“市民”也别具特色:有中国人、土库曼人、哈萨克人、俄罗斯人、达吉斯坦人等,有行政人员、财经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外交人员等,但这里“市民”的主体是中国的石油工人。  

    “中国城”是库图尔遮别油田中国修井公司驻地,在这里有中土双边经贸合作的最大项目———“老井挖潜”、“修井防砂”。4年来,中国胜利修井公司利用公司自己研制的“PS防砂技术”已为土方修井180余口,为国家创汇几千万美元,同时中国的石油工人用自己的行为也祖国争了气、争了光。1998年9月,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访华期间,在与江主席谈及该合作项目时不无感慨地说:“中国修复油井的技术高于其他国家。经过西方专家进行综合评估,中方的修井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土库曼政府愿继续扩大双方的合作。”去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土库曼斯坦期间,尼亚佐夫再次对此合作项目给予高度评价,并就中土双方在石油天然气领域扩大合作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里海之滨有座“中国城”(下)
 
驻外高加索记者 关健斌
 
     

  万事开头难,在创业初期,中国胜利修井公司也曾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据公司刘晋禹经理介绍,在1997年9月3日公司第一批赴土施工人员抵达土库曼斯坦时,全队近百号人中就有一个人学过俄语,而且还是公外俄语,加上已经扔了10年,其听说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公司一方面着手在全国各地招聘俄语人才,一方面又不得不匆匆上阵;一方面逐步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一方面又积极筹备着建营地的各项事务;一方面试着与当地人打交道,一方面又组织工人们尽快进入工作角色。1998年7月22日,大家结束了长达10个多月的分散居住和每天200公里长途跋涉上下班的工作历史,项目整体才搬进了库图尔遮别新营地。而当公司驻地的工作刚刚步入正轨后,资金回收又成了困扰土库曼项目发展的大难题。为了使资金尽快回收,公司领导凭着对国家的一腔热血,凭着对工作的强烈责任感四处奔走。在等待中包含着焦虑,在拼搏中透露着迷茫,土库曼石油康采恩的门槛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无奈穿梭的脚步,阿什哈巴德的大街也已无法算出有多少次无望而返的感叹。1999年8月18日,经土库曼斯坦总统批准,第一笔项目支付款经过两年多的艰难漂泊,在大家望眼欲穿的期待中,终于姗姗来到公司的账户上。年龄不到40的“老刘”是第一批进入土库曼修井小伙子们的带头人,在谈起这一切时,从他的眼神中我似乎看到了他们所走过的路、吃过的苦,看到了他们身上的汗水、眼中的泪水……而对于这些“老刘”却一笑了之,他抬起头对我说了一句:“唉,不说了,要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好在,我们的苦没有白吃,我们的累没有白受,我们的汗没有白流,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这支队伍没有给胜利油田丢脸,没有给父老乡亲们丢脸,没有给中国石油工人丢脸……”  

    虽然我无缘亲见他们开始创业时的豪情,但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不管怎么样,我暂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同他们一起奋斗了片刻,我因为亲见他们的风采而感到自豪。是的,凡是在这里长期工作的中国人,都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这不但会感动你,在当地人心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土库曼斯坦,你可以打听打听,只要一提起中国石油工人,没有不竖起大拇指夸“好小伙”的。无论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专家,还是要求苛刻政府官员都说:“我们没有比中国人更好的朋友了!”  

    七月八月的库图尔遮别沙漠,持续5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一直在考验着每一个人的意志,但就是在这生物难以成活的季节里,中国石油工人凭着钢铁般的意志,以每天喝30斤水的毅力,用每天一身碱花的坚强,把沙漠修井工作搞得朝气蓬勃。夏日的茫茫沙海,其喷吐的热量仿佛已经把太阳点燃,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在这里就像架在炉子上的烤肉一样,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但这里的中国石油工人就是在这连绵的沙山上,像蚂蚁一样把陷入沙漠的设备拖上山顶,像永不疲倦的机器一样在与修井机共鸣。当地表温度达到80多摄氏度时,人站在同一地点保持一分钟不动就需要坚强的毅力,但这里的小伙子们就是躺在这样的地上修车、修井,而且一干就坚持了几年。没有那一层层晒掉的皮,没有那像黑人一样的皮肤,没有对祖国那炽热、忠诚的爱,又怎么能把那么多濒临报废的设备恢复起来,又怎么能使那一口口停产的老油井死而复生。这时的人已经像神话中的水桶,仿佛永远也灌不饱,心则像大海上的风帆,已被希望的季风鼓得满满。  

    在里海的东岸,在库图尔遮别沙漠的深处,在金黄的沙丘包围之中,有一个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地方,那就是里海之滨的“中国城”。从1997年到达土库曼斯坦后的一无所有,到目前现代化修井公司的建成,从土库曼人对中国修井技术的漠然置之,到目前里海之滨刮起的强劲的中国风,中国石油工人用自己的行动向土库曼斯坦人证明了“中国人,行!” 

 
《中国青年报》 2001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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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斌

关健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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